读历史是智慧的事——赵匡胤兴国故事

——赵匡胤兴国故事

文章作者:赵汝军 ·文章来源:派驻四组 ·廉政博山·(2015-1-11 10:55:14)

    宋太祖赵匡胤是宋朝的开国皇帝。他深知五代十国的藩镇割据,战乱不断,王朝更迭,民不聊生。一朝皇帝一朝臣,皇帝换得快,官员换得也快。这些官员练就了一身快、准、狠的罗财本领,千方百计敲骨吸髓,榨干油水,给老百姓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宋朝开国之初,百废待兴,人心望治。赵匡胤吸取了五代以来吏治腐败导致国家覆亡的教训,以为兴国只有倡廉肃贪,才可澄清吏治,利国利民。

    律己正身,以上率下,大力倡导勤俭兴国

赵匡胤同其他封建时代的皇帝一样,有至高无上权威,享受着许许多多特权。但他没有借自己的特权穷奢极欲,而是比较注意约束自己。

他说:“沉湎于酒,何以为人?”如果皇帝沉湎于酒色,那么臣民必然进行效仿,政治就无法清明。帝王将相,贵在并非不能奢侈,而在有奢侈之力仍守节持俭。

  建隆二年二月,他下令文武百官及百姓在皇帝诞生日及各种节日,不准上贡物送贺礼。

  乾德四年,后蜀被平定。后蜀主盂昶十分奢侈腐化,尿壶都镶有七颗宝石。赵匡胤看后,下令砸碎。并说:“孟昶生活如此豪华,想不灭亡是不可能的。”

  赵匡胤“躬履俭约”。他经常穿着洗过多次的衣服,所乘的车和各种用器“皆尚质素”。卧室中幔帐用青布绿苇帘遮挡,办公室内的窗帘也不饰文彩。有一次,他拿出一套麻布衣裳给近臣看,说:“这是我过去穿的衣服。”

  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即宋太宗)看到哥哥当了皇帝还十分俭约,便说:“陛下服用太简朴了”他说:“你别忘了咱家在洛阳夹马营的艰苦日子呀”。

   开宝五年七月,赵匡胤之女永庆公主下嫁后回家省亲,穿戴十分华丽。他看了很不高兴,说:“以后穿戴不要如此华丽”公主不以为然,笑了笑说:“用不了许多钱”他严肃地说:“不对,你当公主的,穿这样贵重的衣服,别人就会模仿;这样一来,京城里的高档服装,就会涨价;价格一涨,商贩就会贩卖,结果只会伤害百姓。你生长富贵之家,要珍惜富贵的日子,岂可开坏风气的头?”永庆公主听了十分惭愧。

  又有一次,永庆公主与其母(皇后)对赵匡胤说:“皇上的车轿该用黄金装饰”他笑着说:“朕富有天下.甭说用黄金装饰车轿,就是用黄金装修房屋也能办到。不过,想到朕是为天下百姓守财,就不能这么干呀!古人讲,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如果让天下百姓都为朕一人服务,百姓们如何活命呢?”。

    先理身,后理人;理上则下正,理身则人敬。赵匡胤便是如此。北宋初期士大夫竞相以节约自勉:州县官上任时,奢侈浪费讲究排场的迎来送往都取消了;小官上任时,很多只穿草鞋、拄木杖,徒步而行,致使勤俭之风遍及朝野。这种为天下守财的精神,的确使当时的宋王朝积累了不少的财富。宋建国不久,便已有32个国库堆满了金银锦帛珍玩,结果宋初出现了比较清明富足的景象。

    节俭恤民,务实改革,大力倡导勤勉兴国

然而,对自己和亲属极其节俭的赵匡胤,绝非吝啬之人。对于该花费的地方,却是十分慷慨,这是历代皇帝中较少见的。曾经流浪的痛苦经历,使他对老百姓的苦难有切身的体会。当天下初定的时候,他马上就实行了宽减徭役的政策,以便农民休养生息,发展生产。

    建隆二年,他明令免除各道州府征用平民充当急递铺递夫的劳役,改用军卒担任。第二年,又免除征民搬运戍军衣物的劳役。若州县不遵令行,百姓可以检举。

    在五代之乱后,连年的战乱使田地荒芜严重。土地是立国之本,因此赵匡胤下令,凡是新垦土地一律不征税,凡是垦荒成绩突出的州县官吏给予奖励,管辖区内田畴荒芜面积超过一定亩数的,要给予处罚。他刚当家仅仅两年,就下令在黄河沿岸修堤筑坝,并大量种树,以做防洪时用。其后多次就黄河的修治下达最高指示。

    建隆三年,赵匡胤下诏说:“沿黄、汴河州县长吏,每岁首令地分兵种榆柳,以壮堤防。”每年的正月、二月、三月,是黄河堤坝的例修期,年年都会加固维修,加固了堤坝还绿化了环境,两全其美

从唐玄宗的“安史之乱”开始,藩镇割据、武将乱国的祸根,已经深深埋下。唐,因此而亡;五代十国,因此而乱。赵匡胤以一个乱世将军的身份,和平政变,建立宋朝。他看见的、想到的,比别人都更多、更深――难道只有以杀威立国、做短命王朝一条路吗?不,赵匡胤要走长治久安之路。

    所以,黄袍加身后,他善待了后周的皇族,一改五代时期“灭前朝全族”的血腥之气;他要求将军们少流血,最好兵不血刃拿下其他割据政权,一扫“用屠城求胜利”的野蛮;他讨厌杀降将、抢百姓的恶习,谁敢如此,他就重罚。这种坚定的决心,终于使人们相信,赵匡胤不是一个武夫皇帝,他是要好好治理天下的。

    当上皇帝的第二年,赵匡胤自导自演的“杯酒释兵权”,精彩上演了。赵匡胤,又一次用不流血的方式,解决了武将乱国的根本大患。

接着,他的改革开始指向“节度使”了――从唐玄宗以来,这个名词,就是中原大地最沉重的伤痛。几乎所有节度使,都在地方割据、互相残杀。赵匡胤下令:节度使不再兼职地方官,中央单独派文官,担任“知州”、“知县”;设“转运使”,负责把地方财政收入送回开封;设“县尉”,掌管地方的司法治安权力,死刑一律上报中央处理。三下五除二,节度使成了“光杆司令”。

    赵匡胤的改革立足于重塑一个时代的气质——理性与文明。不过,很大程度上,一个时代的气质与君主个人的气质息息相关。作为和唐太宗齐名的一代开国之君,宋太祖赵匡胤以胸襟开阔、理性冷静而著称于史。

    有一次,赵匡胤深夜出巡,遇到了刺客,一箭飞来,钉在他身后旗杆上。历朝历代,行刺皇帝都是滔天大罪,负责保卫的将军和亲兵气急败坏,就要踹开四周民居的家门,大肆搜索。赵匡胤立即拦住了他们,拔下箭,爽朗一笑:“此人准力还不够,他下次多练练再来吧。”说完,泰然无事地扔了箭,再不追究。

    这种理性和宽容,融入了王朝的种种施政行为上。灾年,设立“太平仓”,专门收容流落异乡的遗骨;官员哪怕是出了名的“小气鬼”,水灾时也要置屋千间,借予贫者;立法保护女性,规定女子的嫁妆不得低于家产的一半,丈夫不得侵占妻子的嫁妆;即使社会风俗日趋保守,官府在处理寡妇改嫁案件时,依然认为此乃个人自由、不得干涉……

    在赵匡胤的大力倡导下,奢侈萎靡、浮华功利的社会风气扫荡一清。尽管他的改革,留下了“守内虚外、强干弱枝”的遗憾,使得以后几百年里,出现了军力被严重束缚的局面。但毕竟,唐末五代武人骄横的混乱再未出现,文采风流和道德华章的脚步,迈向了又一座高峰。从此开启了北宋――一个理性而秀美的新时代。

    范仲淹曾由衷地说:“祖宗以来,未尝轻杀一臣下,此盛德之事。”(《范仲淹年谱·庆历三年》)之所以如此,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有“勒石三戒”(太祖碑誓)。王夫之说: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呜呼!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宋论》卷一《太祖三》)。

    求贤举贤,用官从严,大力倡导勤贤兴国

    赵匡胤指出:“吏不廉则政治削.禄不充则饥寒迫,所以渔夺小利.蠹耗下民,徭兹而作矣”。 素质高、操守好的官吏是廉洁清明政权的基础。因此,他非常重视选拔与培养勤政为民的清官廉吏。

他是在陈桥驿发动兵变,黄袍加身,做了皇帝的。因此,后周留下的大臣中有许多人心中不服,更别说让他们死心塌地为宋朝卖命了。而他手下将士自恃拥立赵匡胤有功,对这些人冷眉冷眼,甚至恶言相激。这些人认为这都是赵匡胤暗中挑唆的,所以敌对情绪越来越大。

    唯贤是举,真心真意纳人才。赵匡胤一是对自己手下有功之人大加封赏,但是一旦发现有故意向后周老臣挑衅滋事的,一律严惩不贷;二是对后周老臣进行安抚挽留,特别是那些位居高官、有才有德之士,均留任原职。刚开始,后周老臣们还对此举颇不以为然,认为他不过是装装样子罢了。但是不久发生的一件事,使他们都相信赵匡胤对他们是真心的了。

    原来,赵匡胤手下有一员大将,叫王彦升。他曾在赵匡胤鞍前马后,冲锋陷阵,屡立战功。特别是陈桥驿黄袍加身,拥立赵匡胤为帝一事,王彦升也是参与策划的核心人物。赵匡胤当了皇帝后,对有功之人大加封赏,自然也没忘了王彦升,封他为京城巡检官。从此,王彦升就有恃无恐起来,尤其是在后周老臣们面前,更是趾高气扬。

    这一日,王彦升喝醉了酒,竟然三更半夜跑到宰相王溥家胡闹。王溥自忖,王彦升在皇上面前是个红人儿,自己就是到金銮宝殿上告他,也未必讨得公道,说不定还会自找苦吃,便忍气吞声,对王彦升好言相劝。岂料王彦升顺着杆子往上爬,见王溥不轰他,更加大耍酒疯,骂骂咧咧,又叫又跳地吵了一宿才走。王溥是后周老臣,在朝中一向是德高望重。众人见他声望如此,还被一个王彦升如此欺辱,纷纷摇头叹息,暗自灰心,觉得赵匡胤果真是无才无德之辈,把一颗想要辅佐明主的心渐渐冷了下去。

    不过,此事不久不知怎么被赵匡胤知道了。他气得大发雷霆,命令军兵将王彦升从府中抓来,杖责八十,免去官职。从此,他手下的大将们再也不敢任意胡为了。那些后周老臣们才明白此事与赵匡胤无关。他们通过此事了解了赵匡胤的为人,深受感动,转变态度,开始从心里拥护这位宋朝开国皇帝。

    求贤若渴,亲历亲为育人才。赵匡胤称帝后,很尊重和重用读书人。有一次,他遇到一个疑难问题,问宰相赵普,赵普回答不出。再问读书人,学士陶毂、窦仪准确地回答出了,赵匡胤深有体会地说:“宰相须用读书人!”对于读书不多的文臣武将,他总是鼓励他们要多读书,以弥补自己的不足。赵普正是在他的鼓励下才变得手不释卷的。

    在建国不久,赵匡胤就设立儒馆,并把他的启蒙老师辛文悦请到朝廷办教育,培养人才。他还降旨增设国子监最高学舍,甚至经常到国子监看望学生,并赐酒菜。他在任用诸如宰相之类的高官时,都必须是读过书、非常有学问的人。如赵普、卢多逊等几个宰相都是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的博学多才之人。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赵匡胤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规定不论出身贫富都可以应举。宋代建国后,充分吸取了唐、五代时科场积弊的教训,在科举考试中采取了一系列防微杜渐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有:

“锁院”制度。即在“知贡举”(主考官)、“权知贡举”(副考官)等考官人选确定后,立即将他们锁于贡院之中,断绝他们与外界的联系,避免出现考官向亲朋好友泄露试题的现象。

    “弥封”制度。即在考生考试结束后,由专人将考生试卷上的姓名、籍贯等部分用纸糊起来,再交给考官评判。直到最后统计成绩时,才能拆封公布姓名,否则即为作弊。这也是后世考试中密封试卷制度的起源。

    “誊录”制度。据宋人记载,实行弥封制后,科场上又发生了考生在试卷上书写标记、暗语的问题,于是“誊录”之制随之出现,即在考生交完试卷后,朝廷雇请一批抄写书手将考卷重新誊录一遍,再交考官,其用意在于进一步杜绝“弥封”措施的纰漏。

    “别试”。即针对考官的子弟特设考场考试的制度。在这样的特殊考试过程中,另派考官监考、阅卷,以防止徇私舞弊现象的出现。同时,对当朝大臣权贵的子弟往往还要多复试一次,以甄别是否有人利用权势将无能子弟的成绩拔高。

    宋朝经过改革后的科举制度深得人心。当时的《神童诗》中就有“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诗句。这也是宋太祖赵匡胤重视教育的真实写照。

    举贤任能,不拘一格降人才。赵匡胤选拔人才,不看资历看能力。一方面命令臣下要注意选拔有才能而缺少资历的人担当重任;另一方面,自己也随时留心内外百官,见谁有什么长处和才能,他都暗暗地记在本子上。每当官位出缺,他就翻阅本子,选用适当的人去担任。这又使臣下都致力于提高自己。

    只要有能力,他就破格提拔。如李鹤、刘琪等人皆因有才由地方县令一步提升为朝中一品大员。即使是过去曾与赵匡胤有怨隙,甚至不止一次得罪过赵匡胤的,他也不随便加罪。只要对国家有用,对百姓有益,他照样提拔。如王彦超、董尊海等人都在赵匡胤不名之时奚落讥讽过他,但他皆因二人之才,不计前嫌,将二人分别提拔为中书令和罗州刺史。

    用官从严,注意官员任免,颁布为官条例。赵匡胤认为地方官吏的好坏,有关天下危亡。为此,他曾三令五申颁布整顿为官条例,其主要内容有:整顿科举考试风气,其中包括中举士人不得称各举官为恩门、师门以及自称门生,以防止树朋立党;考场不得营私舞弊,主考官员不可以私取士,确立“剃头式”之制,即凡居官者推荐人才均需具折以闻,报请礼部,另行复试。

    用官从严,如果官员不廉,绝其升迁之路。宋朝官员通常定期晋级,但规定犯贪赃罪者要推迟晋级。开国初,赵匡胤曾设立官吏晋升制度:文臣五年、武臣七年晋升一级,到期能否晋升,主要看任期内有无贪赃问题。如果有问题,但还不太严重,文臣则要七年,武臣则要十年才能晋升,对这种官员的晋升还必须上奏皇帝批准。建隆三年八月设立规定:贪官的奴婢、邻居、亲戚主动揭发,给以奖励。

    宋代官员有试用期,试用官员转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员作保。按规定,官员不能保举有贪赃罪的官员转正。宋朝还有试用官员犯罪两次除名的规定。犯有贪赃罪者不许参加科举考试。凡重要职责和接触钱财的职务,一律不许曾犯贪赃罪者担任。

    这些规定使得犯有贪赃罪的官员在仕途上寸步难行,也使得初人仕途者视以为戒。如果管员犯贪赃罪,其上司、曾荐举过他的官员都要受到处罚。这使得上司很注意防范下属犯贪赃罪,荐举者很关心被荐举者的操行。

    用官从严,官员违法乱纪,如实记录在案。宋代吏部备有官员档案,凡犯贪赃罪者都记录在案。还规定,犯过贪赃罪者,每次晋级或调动职务时,都要向吏部主动申报自己犯过的贪赃罪。并规定,凡有贪赃罪官员不得随意更改姓名,退休(致仕)待遇也与其他官员不同。一般官员退休时可选一名子侄或亲戚不经科举考试当官,本人官品也可提高一级。但犯过贪赃罪者,本人官品不得提高,也不许其子弟等不经科举就入仕。于是,不仅使犯贪赃罪者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而且犯贪赃罪者在自己晚辈面前又丢了脸。

    肃贪奖廉,减员增俸,大力倡导勤廉兴国

    《宋史本纪》载,太祖“绳赃吏重法,以塞浊乱之源”。清朝历史学家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有“宋初严惩戛吏”一节,专论宋太祖惩贪。据统计,宋太祖赵匡胤在位17年,足28个贪官处了死刑,还将一些问题不严重的贪官贬官飚职。所处死刑者,有县令、通判、郎中、将军、监察御史、拦遗、太子中舍、太子洗马(均为皇太子府高级管理官员)、内班(皇宫管理官员)等等。

    乾德五年(967)正月,节度使王全斌虽然在平定后蜀时立了大功,但因“黩货杀降”而被公开批评降职。三月县令源铣,县主簿郭彻二人,以贪污罪判死刑。借这一案件,宋太祖向全国下诏,警诫全国各级官员。六月。又下诏,严令各级官吏不得接受贿赂。

    赵匡胤主张对贪赃枉法的官吏,必须重典治乱、严惩不贷,以示警戒。

    量刑极重。弃市,即在闹市区当众斩首。李守信自杀后,女婿弃市,卫将军石延祚砍头,受贿的大将军桑进兴处死;杖杀,即乱棍打死。把贪赃枉法的商河县令李瑶当众打死;磔,古代一种酷刑,把肢体分开撕裂。对克扣军饷,粮里掺糠掺土的官员王训等四人,拉到市上寸磔示众。

    既往仍咎。当时,赵匡胤手下有一个官员叫闾丘舜卿,他在做通判时曾盗官钱九十万,没被发现,后来被人发现,事后仍被弃市。

    大赦不免。当时,赵匡胤规定,每遇重大国事,如改年号、庆典、祭祀都将大赦天下,所有罪可免。但是,他又专门在诏书上加一条“唯官吏受赃者不原”。即腐败罪不免!

    对贪官严惩是必要的,却是被动的。赵匡胤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他在一份诏书中说:“吏员猥多,难以求其治;俸禄鲜薄,未可责以廉。与其冗员而重费,不若省员而益俸。” 他这个帐算得精明。因此,宋王朝开国之初实行的是一项精简官员编制、合并州县、提高官吏待遇的政策。

    撤销合并州县。由于五代频繁的战乱,宋王朝开国之初,人口稀少.小县只有200户人家,大县也不过1000余户,所以.宋太祖一共废了16个州。

    精简官员编制。州县的官吏尽可能精简,200户以下的小县,只设主簿1人;200户至400户的县。设主簿和县尉各1人;400户至1000户的县才有县令1人、县尉1人;1000户以上的大县设县令、县尉、主簿各1人。这就是说,一县官员,最多只有3人。

    州一级的户口数,小者5000户,大者2万户。每州皆有刺史1人.小州有司户参军1人,大州有录事、司法、司户参军各1人。这就是说一州官员,最多只有4人。

    朝廷的官员也不多,开宝六年(973)六月,朝廷只有700多个官员。后又对这700多个官员进行考试,淘汰了400人。这就是说,朝廷只有300个左右官员了。这些朝廷和地方的官员,都有级别较高的官员为其担保,如果不称职或犯错误,担保人要承担责任。

    提高官吏待遇。州县官员编制精简后,每位州县官,加俸五千钱。宋王朝开国之初,官中薪俸多是实物,精简之后。才发实俸,有的州县官又给俸户(与“食封”相似),就是说由政府供给若干人户使用。地方官进京或到相邻州县办公事。不用自带粮钱、旅差费,由朝廷出资于各地设立公使库,负责吃、住、行,节约归己。朝廷高官。每遇大典,可得到的赏赐达数万之多。

    清朝历史学家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说:“宋朝入仕者不复以身家为虑,各自勉其治行”(当官的不用为自己家庭生活考虑,都努力勤奋工作)。

    奖励清官廉吏。另外,赵匡胤对一些俭朴的官吏,常常格外奖赏。太子太傅范质,虽为高官,可是家里连待客的碗碟都没有.十分寒酸,宋太祖便赐予他一套高档酒食器具。

    西川转运使沈义伦平定后蜀后,住在成都一处旧庙里,吃的是粗食淡菜。一些后蜀的亡国之臣来贿赂他,但无论是何种宝物,他一概拒收。回到京城时。他只带回一竹筐的书籍,别无它物。赵匡胤为此颇看重沈义伦的人品,提拔他为户部侍郎兼枢密副使(军队副总负责人)。

    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宋太祖赵匡胤一生励精图治、兴国有方。不仅重新恢复了华夏主要地区的统一,结束了安史之乱以来长达200年的诸侯割据和军阀战乱局面,饱经战火之苦的民众终于有了一个和平安宁的生产生活环境;而且迅速把宋朝推向空前繁荣的局面,出现了历史上享有盛名的“建隆之治”。为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宋朝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之一。正如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宋太祖赵匡胤的兴国故事值得后人回味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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