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代会历史上的民主元素及其发扬

文章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中国反腐倡廉网 ·廉政博山·(2012-7-15 9:33:35)

 

    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继承其历史传统中的民主元素,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继承与创新,是当今时代的要求。
 
    大会文件起草与民主讨论    
    何谓民主决策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极重要”问题全党讨论,直接或间接由党员决定,恰恰是列宁的一贯思想,也是党内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
    问题在于什么事需要全党讨论。列宁所说的那些极重要的事情,对于一个大党来说,在常态条件下,最典型的往往是代表大会的报告、重大战略方针、党章修改等事项。通过党代表讨论,是间接讨论。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准备党代表大会的文件过程中,直接讨论、间接讨论的方式都曾有过。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一大二大的纲领、宣言、党章等均成立起草委员会拟订。那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员较少,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也少,很多问题包括重大战略的不同意见,在开会期间能够畅所欲言,有的问题甚至是原则性争论。因此,即使没有全党讨论,但能够反映出党内最具代表性的观点。
    值得高度重视的是党的四大。四大起草文件的过程是普遍征求意见的过程。当时中共中央致信各地党组织,要求各地对上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各种政策、各种实际运动以及党内教育和组织上的意见,均予以讨论,并把讨论结果报告中央,中央发表在党报上作为四大讨论决议的材料。在此基础上,中央指定起草委员会起草文件,代表大会再讨论通过。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列宁所说的极重要问题的全党讨论。
    党的六大是1928年召开的,但在1927年11月就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讨论会议议案,并要求各级党组织和“一般同志”参加讨论,提出修改意见上报中央,在党报上讨论,待六大最后决定。大会之前还召开过若干小型座谈会。
    四大及六大的共同特点是全党征求意见,并在党报上讨论。直至今天,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的党员权利中依然有在党报党刊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问题的讨论”的规定。
    党的七大文件起草同样是广泛征求意见的过程,各地对大会的议程、提案进行讨论、准备。党的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和修改耗费一年四个月,修改稿达80多份,大的修改即有5次。党章修改亦征求了各地意见。另外,八大会议上有68人作了大会发言,45人作了书面发言,还有70人准备了发言稿因故未能发言。八大以历史上空前的民主讨论氛围载入史册。
    党的九大是在“文化大革命”非正常条件下召开的,尽管大会政治报告充斥着“左”的错误,但征询对九大问题的意见,一直下发到军队的连队党支部和相应的地方组织。最后对各地意见的汇总,也发至连队党支部和地方相应的组织。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的十二大的文件准备从1979年即开始。党章等曾由书记处先后发给全党讨论,并发给部分党外人士、全体十二大代表征求意见。党的十三大报告在党内征求了5000多人意见,七易其稿。其间,十三大代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也参加了讨论。直到十二届七中全会后,又修改了 150多处,最后经过十三大讨论又修改达数十处。随后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均沿袭了十三大模式,只是每次介入讨论过程的人数和部门的数量有所不同。但在开会方式上,未再现八大式的大会发言。
 
      这一历史过程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一是党员参与大会议题的确定和文件的起草过程,并非空想,如党的四大、六大都留下了先例。
    二是在党报上讨论党的相关政策和重大问题,在决策未制定之前亦能够做到,实际上是一个收集意见的过程,也是调查研究过程,对于起草文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是民主讨论与科学抉择分不开。民主讨论侧重的是了解“民意”,但对若干方案的选择、整合,是决策机构——党代表大会最后的决定,所以,广泛的讨论应有助于到大政方针的科学性。
 
    关于党代表大会的选举    
    党的一大尽管只有13名代表,但中央领导机构的产生是民主的,由无记名投票、自由写票、公开唱票、多数票当选等程序构成。二大时曾出现竞选,但最后以多数票决定。三大时以得票多数决定选举结果并按得票数排名。六大由选举委员会提出候选人名单,各代表团同意后,再由选举委员会遴选出候选人名单提交代表大会表决。值得注意的是,这时虽然没有“差额”的名词,但在事实上,六大提出的候选人51人进行预选,最后正式选出36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这相当于现在的差额选举。当然,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毕竟不成熟,选举中也有各种问题,如派别倾向,等等。但总的来看,在战争条件下能够做到如此程度已属不易。
    党的七大选举是战争年代民主氛围较浓的选举。其过程:一是讨论通过选举条例;二是大会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经讨论产生多于中央委员1/3名额的预选名单;三是将预选名单交付代表讨论、预选;四是代表讨论意见、预选结果汇总到大会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确定提交大会的候选名单;五是依据正式候选名单,大会讨论并介绍候选人情况,大会代表有权对名单中任何人提出异议,有权更改名单中的任何人选;六是大会正式选举,凡过半数者均当选。
    党的八大选举民主性更为鲜明:一是以代表团为单位提出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的初步人选名单,而且是不限名额的自由提名;二是在上述基础上,中央政治局、各代表团团长、副团长,综合研究初选名单;三是各代表团进行第一次预选;四是根据第一次预选结果,在大会主席团、各代表团正副团长、各小组正副组长多次开会或联席会议的基础上讨论候选人名单,进行第二次预选;五是大会正式选举。
    中央政治局选举由大会主席团提出参考名单,进行预选;然后根据预选结构进行正式选举。
    改革开放以后,党的十三大确立了差额选举制度,十七大中央领导机构的产生在大会之前在特定范围内进行了民意测评,即民主推荐。
    简单地讲,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在选举中已经形成了特定制度(包括惯例):一是无记名投票;二是提名方式除一大、二大代表自由提名,八大是代表团自由提名外,一般是由主席团或上届领导机构征求大家意见而形成候选人名单。党的七大提名几上几下,充分协商;三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形成“差额”选举的做法,七大的选举差额率达1/3以上;四是形成了预选制度。
    当然,以往的党代表大会选举中也有历史局限性。比如,能否选出胜任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的领导班子,关键在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于党的选举方针的制定。当党的组织路线本身有问题——如党的六大片面追求工人成分时,其选举即使程序没问题也不能保证选举结果真正有利于中国革命。九大的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均是“左”的产物,导致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不能体现广大党员的真实意志。再如,如何对待派别倾向问题,每当党能够正确对待,就能够通过选举形成团结局面,如七大和八大;但派性也可导致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如九大。此外,封建主义传统、个人崇拜等因素,也会影响到党内选举。
 
    坚持和发展优良传统,改革创新    
    中国共产党执政60多年,改革开放30多年,这与党的代表大会确定的大政方针正确有关。但在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条件下,党内民主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重要环节、内容,对党代表大会的制度创新更显迫切。
    一是在党代表大会议题、文献准备环节中,实现列宁所倡导的,党的四大、六大已经实现过的党员参与讨论,动员“一般同志”热烈讨论。十七大通过的党章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在党的会议上和党报党刊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问题的讨论”,第三款规定“对党的工作提出建议和倡议”。按照这些规定,党员的讨论绝非仅仅限于如何贯彻落实,而是对政策本身得与失、实质性建议的讨论。同时,按照党章规定,凡属集体讨论的决议,任何人不能对外公开发表不同意见。因此,相关建议与倡议、不同见解,只能在各项大政方针制定过程中发表,才符合民主集中制要求。一经形成统一意志,则须坚决贯彻。事实上,在党员社会身份复杂化的今天,党员参与重大问题的讨论,一方面有利于通过党员了解民情,另一方面也是统一认识、整合意见的过程。
    二是确立反映民主与科学精神的选举方针。党内选举的最大意义是形成充满活力的干部队伍,其目标是形成保持党的生命力的自我更新机制,真正代表广大党员的意志。作为渐进式改革,借鉴以往的经验,一是进一步扩大各级党代会选举中的差额比例,增强竞争性。没有竞争就难以有活力,在现行党内选举制度没有做大的变动的情况下,差额是必要的。党代表、委员会、常委会选举,都需要扩大差额比例。二是改革提名方式,进一步扩大党代表自下而上提名的分量。八大的自由提名方式,是限于代表大会代表的自由,是特定指导原则、选举方针之下的自由,因此是有序但又民主的提名。没有提名方式的改革,仅有差额,其是否民主带有不确定性。这里有一个值得我们高度注意的现象:八大并未提差额之事,恰恰因为是自由提名,所以不存在差额问题。差额是在提名权并未真正解决的情况下产生的,是对自上而下提名的一种制约方式。
    三是完善对候选人情况的介绍。七大、八大对此都有相应环节设计。在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对候选人的介绍还应完善,不仅有个人简历的介绍,还应有工作业绩、家庭背景等的适当介绍。
    四是建立党内的任期制、质询和罢免制度。这几项是与选举制度相配套的制度,是对当选者的权力制约。在战争年代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不可能作出这些规定。但时代毕竟不同了,在人们普遍认为权力过于集中的背景下,在党风廉政问题日益引起人们高度关注的态势下,建立这些制度是必然的选择。可以因党内没有什么大的失误不需要启动质询和罢免,但不能因为没有这些制度而带来类似“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误。这是说到选举制度而不能不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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