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开风气亦为师

史学家陈垣的读书为学

文章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中国反腐倡廉网 ·廉政博山·(2012-7-15 9:29:51)
在上世纪一众史学大家中,并称为史学二陈的 陈 垣(1880―1971)与陈寅恪(1890―1969)常为人所乐道。他们同为高峰突起的史学大师,求学经历却迥异。陈寅恪从13岁东渡日本留学起,直到1925年回国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前后在东西各国就读研究达10多年之久,掌握多门语言包括中国边疆民族语文,1919年尚在哈佛留学即被吴宓推尊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而陈垣早年时并未接受系统的新式教育(只短暂学过一段西医),几乎全凭自学成名,却也一样以渊博与扎实为学界所称道。他的读书求学经历,很值得有心向学而无机会再在学校深造的人学习。
    陈垣出生在广东新会一个药材商人家庭。在中国,重本抑末的传统,士农工商的阶层划分,使得商人地位一度低落。陈垣对此一定有很深感受,他在写于1925年的《跋魏建功家书》中说道:贾人子弟,自昔为文士所轻。其能奋自磨濯者,亦多讳其所出。起家寒素,宁托之农而不愿承之商,亦中国社会一怪现象也。唯施国祁以布铺掌柜专门《金史》,杨守敬以米店少东精研《水经》,而施为自序,杨自为年谱,对此并未尝少讳。近年风气大变,学者兼营商业,尤为故常。但好在,他父亲对他读书很支持。虽然7岁在广州入私塾,也是从四书五经开始发蒙上手,但他不满足于几本儒家经典的阅读。在13岁上接触张之洞为读书人开示读书要目的《书目答问》,渐渐学会按着目录买自己需要的书看,视野大开。而在很多长辈眼中,他这是读杂书,八股时文才是正道,但他父亲却能不加督责,且购书无吝,故能纵其所欲。自由放任且在买书上大力支持的态度,这是他感激于父亲和家庭的地方,今得一知半解,皆赖先君子之卓识有以启之也16岁那年,他买了一部《二十四史》,花去他父亲一百多两银子,而这,还远不算其他书籍。
    18岁他入京应试,自以为文章不错,却因不合八股格式,黯然落榜。回去后一面教书一面发愤苦读,选出历年八股卷子认为好的文章重新编排成册,努力模仿学习,不料等到八股学好,科举也废除了,浪费两年工夫。但是按他自己说法,学八股却让他知道了刻苦钻研和专心致志,逐渐养成了刻苦读书的习惯
    在他刻苦自学的过程中,目录学对他助益很大,一开始是读《书目答问》,后来是读那本乾嘉之后沾溉士林,让很多读书人得到帮助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一提要把四库全书收录的书籍都做了介绍,由四库编纂官撰写而由纪昀逐条润色成功,是到清乾隆年间为止目录学的集大成之作,又不啻为一部以对书的版本内容做介绍为载体的中国学术思想史。陈垣对提要读了好几遍,但提要里著录的很多书,在广州找不到。
    辛亥革命后他以众议院议员身份入京并就此定居北京,当时藏在热河的文津阁《四库全书》转移到京师图书馆,借这个机会陈垣补读了此前在广州没见过的书,用了将近十年工夫。直到1917年他38岁的时候写成第一篇学术论著《元也里可温教考》(也里可温是元代对基督教的称呼),一经刊布,即为学界所重视,因为当时像这样的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学术论文还很少,几乎就是凤毛麟角,而它涉及的题目又是中国传统学术中向不为重视的宗教史的内容,所以,一发表就大获成功,反映了陈垣过人的方法和眼界。
    在读书上,他是有很深切体会的,因为是深造自得的结果。72岁时,回忆起年轻时的读书经验,他提出两点:一是从目录学入手,知道各书的大概情况,也就是涉猎,所谓的一面,这一点,前面已论及。二是要专门读通一些书,这就是专精,也就是深入细致,要求甚解’”。在传统典籍里,经史子集都有一些经典值得反复读,需要做到读通。经部像《论语》、《孟子》,史部像《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等前四史,子部像《庄子》、《荀子》等,集部如韩愈、柳宗元的文集,当然,还有其他。这些书,必须有几部是自己全部过目常翻常阅的书,陈垣说,一部《论语》才一万三千七百字,一部《孟子》才三万五千四百字,都不够一张报纸字多,可见我们专门读通一些书也并不难。可是我们现在很多人,一见到古文就视为畏途,与典籍很隔膜,也就是与传统文化的主流很隔膜。这个时候,很需要有像陈垣这样的前辈大师在耳边作狮子吼,以提撕我等向学之心。合一二两点,就是做到有博有专,这是中国传统读书人都不忘强调的,而陈垣先生讲得更为具体了。在博与专的关系上,他认为先泛览,后专精,先博后约,就可以找出方向来,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正是由博到约的钥匙。
    陈垣除是大学问家,同时也是大教育家。他从1897年开始,不间断地从事教育工作,教过蒙馆、孤儿院、小学、中学、大学,历时75年,连任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46年,培养了大批人才。从 1917年第一篇学术论著开始,半个多世纪中,完成了史学专著 16种,论文数百篇。这16种数百篇的分量,是可以传诸后世经时间考验的,不是简单以数量计。他教育年轻人做学问方法平坦笃实,看似很普通,却是治史学的大道。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在材料占有上,他要求充分掌握所研究问题的材料,要有一种竭泽而渔的精神,避免论文著述只是抓住一两个偶然的或片面的事例就随意发挥,一定要将论点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上。对事实要做准确的核实,史学的第一要求是真,这一点区别于文学,不能做随意的发挥。而中国传统著述,引用史料往往不注明出处,容易发生错误,因此,对所掌握的材料,要一一认真考察其出处,保证没有含糊不清的地方。他称之为是史源学的方法,实际是历史考证的方法。在掌握材料考察出处后,就可以组织剪裁了,这时候,他强调为文的逻辑性,要对各种材料做周密分工布局,使材料发挥最大效果,就像排兵布阵准备打仗一样,这样,文章出来效果才好。最后,文风上明白晓畅最好。他很欣赏明末清初学问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那样的朴实文风,认为只有简洁明白,深入浅出才是好的学术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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